还是那份执著
——记卫生统计学家、社会医学家李天霖教授
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吴明教授
80年对于人类历史的长河是十分短暂的，但却占据了人生的大半。80年的风风雨雨，蹉跎了多少的岁月，但也造就了一个普通农民的儿子——北京大学卫生统计学家与社会医学家李天霖教授。也许这不是一个听起来如雷贯耳的名字，而
名字的背后却维系着一名几十年来对事业执著追求者的辉煌。
逆境堪磨砺 求索永不息
李天霖教授1924年生于河北省昌黎县。1944年毕业于昌黎汇文中学。儿时曾目睹小弟、小妹三人在无医无药的情况下先后因病悲惨的死去，这惨景深深地留在了记忆中，也因此产生了济世救人的想法。因而高中毕业后立志学医，于1944年以优异成绩考入了北京大学医学院。
他带着念高中时半工半读积攒的一点钱来到了北京。每日窝头就着老豆腐，住在一间四面透风的屋中。尽管生活清苦，但这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令他倍加珍惜。每天除了上课，他便一头钻进图书馆读书，以至于来北京一年，只认识从住所到学校这一条路。
他在刻苦求学的同时井没有忘记国家的兴衰，在地下党的指引帮助下，走上了反对国民党统治、争民主自由的道路。他曾任医学院学生会副主席，参加了反饥饿、反内战等学生运动。1948年秋，他因遭到国民党当局通缉去河北省平山县解放区，在华北人民政府卫生部工作。全国解放后他才回到学校继续求学。1950年11月他又参加了北京市第一批抗美援朝手术队，曾两次立功，表现出一名进步青年的爱国热情。
1951年毕业后他留校任生物统计学助教。为了讲好课，他刻苦钻研医学统计学理论，并把当时所有中文医学杂志中的统计应用实例都计算了一遍，积累了大量的素材，他用这些实例配合统计理论进行教学、取得了很好的效果。此外，他还自学了教育学、心理学、哲学等有关知识，并通过听课，学习其他优秀老师的讲授方法，终以充实的讲课内容、清晰的思维赢得了学生们的好评，井因此被评为1953年校先进工作者，1955年提前升任讲师。
1953年学习苏联教学方法期间，他翻译、引进了《卫生统计学》、《疾病分类》和《防治方法》等教材，旁征博引、深入浅出、循循善诱、悉心讲授的卫生保健组织学、卫生宣教和卫生统计学课程，极大地激发了学生的求知欲望，深受学生的欢迎。在此期间他还担任留苏研究生考试命题和阅卷委员，参加了全国科学规划的保健组织部分。
以后，虽然历经数次运动，但环境的动荡不安并没改变他追求事业的初衷。即使是在知识不再受到重视的年代里，在下放到甘肃的十年中，他仍然坚持不懈地学习、思索，并参加主持了当地“肿瘤死亡回顾调查”、“防治老年慢性支气管炎”等数次疾病流行病学调查研究工作，几乎走遍了甘肃全省，撰写了甘肃省医学研究规划，开办了数次卫生统计学讲习班，为他以后在预防医学界获得较高威望，以及建立和发展社会医学专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980年回到北京后，他曾担任北京医科大学卫生统计与社会医学教研室主任，以后又专门从事社会医学的教学与研究工作。他支持教研室的同志研究人口老龄化、老年人健康状况、计划生育等问题，建立了中国第一个医学人口学教研室。由于他在教学工作中表现出来的科学、严谨、求实、创新、精益求精的治学态度和无私奉献的敬业精神，赢得了师生们共同的赞扬和尊敬，并荣获由中华国际医学交流基金会颁发的林宗扬医学教育奖。
1990年李教授退休了，但他那不知疲倦的心仍孜孜以求。为了培养年轻教师和学科的发展，李教授倾注了他全部的心血。十几年如一日风雨无阻，去办公室的路上，天天清晨都见到他匆匆的身影。赴美探望儿女期间，甚至为了研究生的课程和论文答辩自费回国。即使在身患前列腺癌手术治疗期间，病榻上的李教授仍在逐字逐句的悉心指导着研究生修改论文和准备科研处“医学统计”的讲座稿。
2003年当SARS疫情在北京渐渐蔓延开来的时候，越来越多的群众开始恐慌，担心自己得了“非典”或想知道怎样才能够预防“非典”，而李教授则关心的是疫情的发展，如何用科学的方法战胜疫情。一生从事卫生统计学教学的他，一定要为战胜SARS尽绵薄之力。李教授认为对SARS疫情进行流行病学分析，准确的统计资料和正确的分析方法是关键。当他从媒体对SARS疫情统计资料的报道中发现某些统计指标的计算方法和数字有误时，就把意见和建议及时告知战斗在一线身兼要职进行流行病学调查指导的他的学生们和周围的同志，为战胜SARS献计献策。
李教授常说，遇事要多思考，多问几个为什么，做学问要标新立异。于是伴随着这无数个“为什么”，新思想、新论点和新方法层出不穷。这就是这位年己八旬的老教授几十年的追求。
不归路上 唯真是求
还是在上大学期间，他看到很多人贫病交加，忍受着痛苦，甚至因病死亡，因而对学医是否能济世救人产生了怀疑。一个偶然的机会，他遇到了一位公共卫生学教授，并从教授那里听到了一个新概念“公共卫生”，了解到公共卫生就是预防，可使人少得病、不得病，从而开始对医学的内涵有了新认识。于是他在学习医疗专业的同时，阅读了当时有限的几本公共卫生方面的书籍，如《罗氏卫生学》，并在解放区的卫生学校教授了一段时间的卫生学课程，这成为他终身从事预防医学工作的开端。1950年他又帮助我国医学统计学前辈李光荫教授整理北京市的生命统计资料，建立生命统计报告制度及检查工作质量。由于他工作出色，1951年毕业后留校任教。从此，他就走上了预防医学这条不归路。
50年代初，李教授就开始研究国际疾病与死因分类，收集并翻译了1890~1960年历届国际疾病分类与主要工业发达国家的有关资料，在此基础上编写了我国应用的死因分类方案，并向卫生部提出采用国际疾病与死因分类的建议。
1970~1980年间，他参加了第一次全国肿瘤死因回顾调查工作，任技术指导组成员，并负责甘肃省的具体指导工作。此项调查获全国科技大会一等奖，为边远的甘肃省争得了荣誉。
他致力于我国居民健康状况方面的分析，提出许多不同于以往的新见解。80年代初，他对我国的前三位死因构成进行了客观的分析，认为我国的前三位死因顺位不是心脏病、恶性肿瘤和脑血管病，而是呼吸系统疾病、脑血管病和恶性肿瘤。该死因模式与发达国家不同，其原因是我国的心脏病死亡以肺心病为主，而发达国家则以冠心病为主，两种心脏病所反映的生活质量和社会卫生问题有本质的不同。以前我国直接比较心脏病死亡率的方法是不完善的，所得的结论是似是而非的。他还提出在分析性别、年龄别死亡率时，将我国资料与世界最低年龄别死亡率进行横向比较的方法。采用这种方法可以发现：我国儿童及妇女的死亡率超出倍数较高，反映出这两个人群死亡的不合理性，健康状况相对较差，与以往常规分析所得出的结论（儿童及妇女的死亡率低、健康良好）不同。
他曾对脑血管病死亡原因及防治措施进行了深入研究。他通过对以往资料的分析，发现我国的慢性病死亡中脑血管病占第一位，而与我国文化背景相似的日本脑血管病死亡也很严重，但防治效果最好。因此他争取到日本筑波大学的协作，利用丰田基金在我国延边地区对脑血管病死亡原因及防治措施进行了现场研究，结果达到了预期目标，得到了基金会的好评。
80年代后期，他承担了卫生部科技基金课题“中国区域卫生状况分类研究”。由于我国各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地区间的卫生状况差异很大，因此在宏观控制下的分级分类指导是十分必要的。在这种指导思想下，他带领研究生在选择和编制综合评价卫生状况的指标体系、卫生状况综合评价指标的筛选及分类方法等方面进行了一系列的研究，结果得到了有关专家及卫生行政领导的好评，这对于卫生行政管理部门确定工作重点，制定卫生事业发展规划具有重要意义。
此外，他还对人口问题进行了大量研究。80年代初他曾对我国公开对外发表的婴儿死亡率为34.68%、期望寿命为69岁的资料提出质疑，认为这两个数字不可靠。他根据积累的资料，推算城市婴儿死亡率为20%~25%，农村为50%~55%，全国为44%~49％；估计期望寿命在65岁左右。以后的资料表明他的这一观点和推算是正确的。早在80年代初他就提出了应注意人口性比失调及过速老龄化的问题，并针对这即将出现的问题提出了所应采取的对策及措施。
社会医学在我国是一门近二十多年来才得以发展的学科。李教授是我国社会医学学科的拓荒者之一。他在社会医学的教材建设、教学内容和方法及教师培养等方面都倾注了大量心血，做出了突出的成绩。在他的努力下，北京医科大学的社会医学专业在健康测量及社区保健等方面的研究颇有建树，并与国内外的相关专业（如社会学和心理学）建立了广泛的联系，建立了以研究健康为中心、以保护居民健康为宗旨的具有鲜明特色的社会医学理论、科研和教学体系。
如今，李教授己在学术上硕果累累。几十年来，他参加编写的《大百科全书医学卷》、《医学百科全书》及卫生统计、社会医学、社会统计、人口等方面的教材和论著达十数本、近百万字，还发表了十几篇论文，虽然数量不多，但每篇文章中深邃而独特的观点，总是令人有一种“40年铸剑苦，剑剑锋芒出”的感觉。正是由于李教授在学术上独到的见解及唯真是求的人格，赢得了大家的尊敬，获得了很高的威望，因而他担任了多种学术职务。他曾任中华预防医学会卫生统计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华预防医学会社会医学委员会、中国人口学会和中国心理卫生协会理事，中国老年心理卫生专业委员会委员，北京老年康复医学研究会常务理事，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人口专家委员会委员，中国结核病控制项目联合科研管理委员会委员，中国青年保健协会顾问，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政府公费医疗专家顾问组顾问，《中国卫生统计杂志》、《中国社会医学杂志》等5种杂志的副主编或编委。
尊师重道 注重传承
李教授经常对学生说：北医能有今天的辉煌和成就，是几代北医人的共同努力；是北医人对创新、求实、严谨、勤奋校风的传承。李教授曾多次对学生满怀尊敬的讲起他的老师，讲起令他终身难忘、刻骨铭心的几件事。1945年任教“组织胚胎学”的马文昭教授，总是提前来到课堂，用彩色粉笔绘制各种组织切片图，图画形象逼真、工整美丽。马文昭教授结合图示进行讲解，收到极好的教学效果。特别是马文昭教授根据自己的研究工作，提出“别人说红血球无核，我说有核”的独特见解，马文昭教授严谨治学、勇于挑战的精神给还是医学院二年级学生的李天霖教授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成为日后李教授从事教学、科研工作的鞭策力量。1950年李天霖教授在北大医院内科实习，收治一位急诊患者的经历令他终身难忘。当李天霖教授接到通知去检查病人、采集病历时，他惊呆了。病人是儿童医院的住院医，一位高他一年级的同学，而送他的人竟是当时著名的儿科专家、儿童医院的院长、曾执教他们儿科学的诸福棠教授。诸福棠教授丝毫没有名医、院长的架子，态度极为和蔼可亲并认真向实习的学生报告病历，清楚、完整的叙述已采取的治疗措施和服用的药物，还不时的问有什么问题让他回答。诸福棠教授谦虚、认真、平等的态度感动得李天霖教授不知所措，极其紧张的记录病历，直至老师吴阶平教授的到来才解除了他的紧张。这特殊的“一堂课”给他留下刻骨铭心、终身难忘的印象，诸福棠教授谦虚谨慎、认真负责的工作态度成为他执教数十年的榜样，大专家向小徒弟“毕恭毕敬”报告病历的事情，亦成为当时医院的佳话。留校任教后，医学统计学前辈李光荫教授讲述了这样一件事情。1947年李光荫教授执教于李天霖教授所在的班级，每次授课前李光荫教授都以夫人为对象进行试讲，考试后按成绩5、4、3、2分抽取4名同学，请到家中征求对意见和建议，不断的改进授课内容和方法，但教学效果始终不尽人意。为了提高讲课效果，李光荫教授专门去请教自己的同学、学校公认授课最好的刘思职教授。刘思职教授说，“你总考虑教给学生什么内容，而我考虑不教给学生什么内容”，前者必然是内容过多、过杂，学生不易吸收、消化，后者重点突出，易于学生吸收、接受，教学效果会更好。李光荫教授虚心请教、认真备课、不耻下问、勇于征求学生意见的教学作风和刘思职教授精湛的教学方法使李天霖教授一生受益。李天霖教授常说，在教学上他之所以能够得到学生的尊重和认同，是受益于他的老师，是前辈们严谨治学、勇于挑战、谦虚谨慎、认真负责、精益求精的学风和态度教育感染了他，传承老师的优良传统并发扬光大是他身为北医人的职责所在。
良师 益友
并非每一位满腹经纶的学者都善于表达。教书育人是一门科学，更是一门艺术，李教授可谓深谙此术，他讲课的艺术确实达到了炉火纯青的程度。他那广博的学识、生动的语言、深入浅出的比喻、与众不同的见解，以及幽默中透出那令人回味无穷的机峰，都给学生留下了极深的印象，教学效果极佳，深受学生的欢迎与好评。这种效果源于他作为一名教师对教学工作的热爱及敬业精神。毕业初期曾为了讲好课，把当时所有中文医学杂志中的统计应用实例都计算了一遍。1980年从甘肃回京后，年逾五旬、执教多年的李教授，还专程骑车去北大医院听吴阶平教授讲泌尿外科课，他是去听吴阶平教授怎样授课、怎样组织教学内容，为什么学生喜欢听吴阶平教授讲课？尽管李教授己讲了几十年的课，但每次课前都认真准备，常常查阅大量的国内外资料。他在认真教学的同时，还积极进行教学内容及方法的改革，注意培养学生独立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在教学过程中，他将理论与中国的实际密切结合，并将科研成果充实到教学中。他还根据能者为师的原则，采用启发式和讨论式的教学方法，充分调动了学生的主观能动性，使学生们积极参与教学，敢于提出自己的看法和观点。很多学生反映，听李教授的课轻松、愉快，但又获益匪浅。
李教授自1982年起共培养了30余硕士研究生，并为中国协和医科大学指导了10余名硕士研究生，还协助他人指导了10数名博士研究生生和硕士研究生。他对研究生既严格要求、严格把关，又大胆放手、因材施教。他让研究生根据自己的兴趣和特点选题，鼓励他们勇于创新、敢于开拓。他在注重学术和能力培养的同时，还非常重视教书育人。他经常教导研究生们要注重科研道德，培养为振兴我国的卫生事业而忘我奉献的精神。李教授常说，指导研究生和青年教师，最重要的是多和他们接触，多交流，多讨论，教学相长；尊重他们的创建，鼓励他们“拔尖”、“求异”，而鼓励的第一步是超越老师。如今李教授的学生己遍布全国乃至国外著名大学和政府机构，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成为中坚力量。有的学生担当了国家级的领导和决策者，走上了重要领导岗位；有的学生也像他一样站在讲台上，成为国内外的学者和教授，培养着新一代的博士生和硕士生。
李教授非常重视并帮助青年老师提高教学水平。一方面言传身教、将自己十几年的教学经验和体会毫无保留地传授给青年教师，并在教学内容、方法等方面悉心指导，指导他们如何上好第一节课，如何给学生建立正确的科研思维方法，如何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等，直至今日，李教授仍在探索教学改革的新思路。另一方面又甘当绿叶，积极为青年教师创造条件，根据他们各自的特点及水平因材用人、大胆用人，如让他们承担研究生的部分课程，组织他们进行专题讲座。不仅使青年教师在教学第一线得到了锻炼和培养，提高了教学水平，也使他们增强了自信心，培养了严谨的教学态度，提高了自身的素质和能力，使他们终生受益。
此外，李教授还做了大量的指导和咨询工作，很多其他专业或校外的学生、教师、医生及科研工作者经常向他求教，不管是校内与校外、认识与不认识的人，他都给与悉心指导，从不敷衍，更未拒绝过。
几十年来，李教授正是以他这种特有的风范，特有的敬业与治学精神影响着几代年轻人的成长，他对事业无可言喻的热爱以及唯真是求的精神将永远激励我们向事业的顶峰攀登。
80年，仿佛只是瞬间，人生却已走到金秋。年华可以逝去，精神却长盛不衰。于是，如秋的不只是收获的丰硕，还有几十年来对事业那份动人的执著。
